天才苏轼为什么仕途坎坷你知道吗?不知道没关系，告诉你。

　　苏轼是北宋时期一代文豪，才华出众的他，很早就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同时也因科举声名鹊起，成为当时北宋政坛和文坛的超级新星。但是后来苏轼却很不幸地卷入了新旧党争，从而导致一生仕途坎坷，三起三落。

　　性格决定命运

　　所谓文如其人，苏轼是开豪放派词风的宗师级人物，因而苏轼的性格也是豪放直率的，真如他的弟弟苏辙评价他的性格：“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这种性格进入官场就极易成为不愿随波逐流的性格官员。这种官员如果在盛世明君治下，或许会被人所容忍和理解，但是恰巧他处在北宋中后期的新旧党争的时代，他的个性和才名就必然为他带来不少麻烦。

　　新旧党争中的三起三落

　　苏轼的仕途起步较早，21岁就科举中试，此后虽然两番守孝，但是一直在北宋政坛稳步上升，个人卓越的才华，加上在各个岗位的良好历练，隐然要实现宋仁宗的预言成为北宋未来的太平宰相了。但是此后王安石主持的变法，不仅仅使得北宋朝廷陷入新旧党争，也使苏轼跌入三起三落的坎坷仕途。

　　一起：科举得意。1057年，苏轼进京应试，以一篇清新洒脱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虽然因为欧阳修误以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故意放在第二名，导致我们的大文豪苏轼与状元失之交臂。但是他的才华的确让他名声大噪，成为北宋文坛的新生力量。此后因为母亲去世，他回乡守孝，1061年，他守孝期满，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后又出任判登闻鼓院。1066年，苏轼再次因为父亲去世回乡守孝，守孝期满后，1070年左右苏轼回到京城，但是影响他一生的王安石变法已经开始了。

　　一落：反对王安石新法被贬。苏轼守孝期满回京的时候，正是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开始变法革新的时期，王安石的新法也是这一阶段密集颁布，朝廷内部有不少政见不合的反对派，但是王安石为了新法的推行，上书请求宋神宗不要被这些反对声动摇，同时也对不赞成变法的官员进行了打击以减轻变法的阻力。苏轼正是在这个时候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可能苏轼依照自己的个性就事论事的讨论新法中的问题，但是在当时王安石被群起围攻的背景下，苏轼当然被王安石认为是反对他变法的旧党中人，于是让人向皇帝告发苏轼的过失，苏轼自求外放，开始他第一次被贬生涯。

　　二起：在被贬谪地方的十几年里，苏轼先后在浙江、山东、湖北等多地任职，后来还引发了著名“乌台诗案”险些掉了脑袋。直到1085年，宋神宗去世，年幼的宋哲宗继位，临朝听政的高太后启用著名的旧党司马光为宰相。被认为是旧党的苏轼于是东山再起，几个月时间就从地方调入中央，品级也连连上升。但是苏轼的性格再次使他陷入麻烦，他发现所谓的旧党们上台后不仅有腐败问题，还不顾实际效果的把王安石的新法全盘推翻。于是他上书反对尽废新法的做法，结果又被旧党诬告陷害，苏轼无奈再次自求外调，开启了他第二次被贬谪的生涯。

　　二落：在这次贬谪生涯中，苏轼在杭州等地任职，也为我们留下了著名的杭州“苏堤”。此后我们的大文豪仿佛化身筑堤狂魔，几乎每到一地任职就要疏浚筑堤，以至于有“东坡处处筑苏堤”的说法。此后他在安徽阜阳和广东惠阳都筑有苏堤。

　　三起：1091年，执政的旧党又把才名、影响都很大的苏轼召回京师。

　　三落：这次召回京师的苏轼依旧个性不改，因此没过多久他就被重新外放。更悲惨的是1093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他开始重新启用新党，带有旧党标签的苏轼被一贬再贬，甚至都被赶到了海南儋州。此后在宋徽宗登基后，虽然将苏轼从海南调回大陆，但是依然没有让他进入中枢任职，继续在各地任职，直到1100年朝廷大赦，苏轼才再次召回京师，不过在回京路上六十五岁的苏轼病故，最终也没能回到汴梁。

　　一生成败皆因名

　　苏轼的才华是天才般的，所以他不同于大器晚成的父亲苏洵，他很早就才名远播。可以说是当时北宋的文坛领袖，不管他身居何职，他都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因为名所以他的政见备受新旧两党关注：苏轼的才名为他带来巨大的影响力，所以他的观点就备受关注，因而他在这场新旧党争中的任何观点都会被两党重视和放大。本来如果明哲保身，不发表政见是不错的选择;或者说坚定地站在旧党一方也至少能在得势之时少受些罪;但是他直率的性格却让他里外不是人，新党把他当成敌人，旧党把他当成叛徒，无论谁执政，苏轼都没捞到什么好处。所以说，套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苏轼当时的名气，让他在新旧党争中想低调都不允许。

　　因为名所以他成为了两党攻讦的目标靶子：因为苏轼的名气，使得他在北宋政坛、文坛都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么新旧两党中的投机分子要邀宠必然就会选择这样的有名气的攻击目标。毕竟你选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官去攻讦，即使成功了又有什么意义呢?苏轼这样的目标被攻击倒了才能让这些投机分子在党派大佬那里表功啊。著名的“乌台诗案”就是典型的例子。

　　因为名所以他在党争中还是能保住性命：虽然北宋王朝是有名的不杀士大夫的王朝，可以说是文人士大夫最好的时代，但是我们不要以为真的一个士大夫都不杀。乌台诗案时苏轼就有掉脑袋的危险，只不过正因为他的名气，朝野上下还是有不少人出面营救。最终连已经隐退的新党领袖王安石也上书为苏轼求情才免于一死。

　　综上，苏轼的坎坷仕途，首先是因为身处新旧党争的复杂历史背景，根本原因是他直率的个性和不随波逐流的政治态度，加上他超高的人气和名声。综合影响下使他成为那场著名变法带来的新旧党争的牺牲品。换个角度，我们也许应该庆幸的是如果没有这样坎坷的仕途际遇，今天我们也许就看不到那么多苏轼为我们留下的不朽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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