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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通泊之战到底是什么样的 此战真的是清军最大的一次败仗吗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清军败仗的文章,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关于清准战争中的最大败绩——雍正九年(1731年)的和通泊之战,网络上常有损兵三万,五万,北京旗人家家戴孝的说法。但根据原始档案记录,清军此战出兵总共一万人,其中阵亡、被俘7226名,损失在70%以上,逃出者也大多带伤。才损失了7000多人,为什么此战还被美国的中亚史学家斯塔尔认为,是19世纪以前清军最大的一次败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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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仅损失7000人,就使得大清王朝上下震动,似很奇怪。然而雍正八年春,负责屯兵科布多之地察罕叟尔北路清军的靖边大将军傅尔丹,曾计划分兵四路,每路设兵2000,经布拉罕(bulagan)、布鲁尔(burul)、库列图(kuriyetu)、奇兰(kiran)道穿越阿尔泰山,直抵准噶尔本土,凭借8000精兵出其不意,与西路的岳钟琪夹击准噶尔,对准部造成致命打击;只是因为偷袭计划泄露,行动才不得不中止。可见由于西域险远,供给粮饷不易,不得不采取精兵战术。而雍正帝和麾下诸将也对清王朝精兵的战斗力颇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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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末年征讨准噶尔,南路战兵1.6万,辅兵1.7万,合计3.3万人,北路战兵1.2万,辅兵1.3万,合计2.5万人,总计战兵不到3万,而一年需粮14万石,因为路途遥远,一石需白银30-100两,仅仅因为转运粮食,准部之役前后八年就耗费了至少3000万两以上白银,尚不计武器盔甲之费,马匹草料之资,士卒饷银赏赐之耗等等。因此康熙晚年征讨策妄阿拉布坦,除了驱准保藏,西藏失而复得,强化控制力之外,只落得海内虚耗。以准噶尔动员力论之,计其本部及土尔扈特、杜尔伯特、辉特、和硕特诸台吉属人,人口在50万以上,战兵4-6万,但由于西线要与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乃至俄罗斯对峙,能用于与清廷对抗的不过其半国之兵。准部虽然奴役着多达百万的维吾尔人,可以收取贡赋,强化武备,但军队占人口如此高比例,兵员也断不及以举国之力供应的清军装备精良、训练整齐。和通泊之战战前,清军仍如康熙末年进讨一样分西北两路。其中北路由满臣傅尔丹率领,在科布多之地的察罕叟尔设大营;西路则由汉臣岳钟琪率领。

  雍正八年十二月,准噶尔抢先出招,大将小策零敦多布率5000兵力劫掠西路科舍图(kešetu)牧场,兵锋直抵哈密城外的塔尔纳沁(tal nacin)。清军阵亡汉蒙官兵3243人,折损牲畜高达122557头。穆瑚立(muhūli)宰桑也率领1000兵力在青海取胜,哈吉尔(hajir)卡伦被攻陷,牧于德布特尔(debter)马畜尽失,札萨克策零纳木扎尔(cering namjar)以下百余人被俘。雍正被迫调兵驰援巴尔库尔,并增兵青海,严守噶斯(gas)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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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虽然准军单兵战斗力不如清军精锐部队,但是却已经彻底碾压了清王朝的杂牌军,这显示出三征噶尔丹之役后,清军的快速退化。与噶尔丹对决时,乌尔会河之战中清朝杂牌军至少还能与准军作战甚久,此时却完全不堪一击了。在雍正帝看来,北路傅尔丹兵强,西路岳钟琪兵弱。准噶尔在西路获胜,必将更注重于西路,因此令傅尔丹抓紧在阿尔泰山北面科布多筑城,而后相机进讨,攻打准部侧后。科布多筑毕后不久,傅尔丹便收到消息,有两万多准噶尔军队集结在阿尔泰山方向,准备用科舍图牧场的故伎,偷袭其薄弱部队,劫夺清军牧场。

  如果是劫夺牧场,断不需这么多兵力。然而傅尔丹军游骑所捕得准噶尔俘虏,及当年十月(和通泊之战后数月)投奔清朝的土尔扈特人巴图都是如此说法,可见准军对军队内部是如此宣传的。笔者观点,准军统帅大策凌敦多布素以足智多谋著称,他知道清军精锐装备远胜准噶尔军,且有科布多城依托,主动进攻不可能讨到任何便宜,于是将己方全军也骗过了,只说是去劫夺清军牧场。傅尔丹认为准军既然是来劫夺牧场,一定没有做好打硬仗准备,此时正处于拉长队形的疏散行军状态。己方兵精,正可以雷霆万钧之势突入,歼其一部。当时北路共有兵丁2万人,辅兵不详。傅尔丹挑选京旗、右卫、盛京、乌喇驻防精锐,及索伦鸟枪骑兵2000人,合计一万人。这一万人可以说是当时大清国最精良善战的队伍。此外,傅尔丹又安排都统衮泰、总兵胡杰率满洲兵1300、绿旗兵6000守卫并抢筑科布多城;以名将费扬古(fiyanggū)之子,参赞大臣陈泰(centai)、副都统阿三(asan)领满兵2000扼守科布多河东,准备接应即将到来的察哈尔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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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傅尔丹接近准噶尔军,在博克托(bokto)岭下通过突袭击败了正分散游牧的图尔巴图淖尔部,却发现战果极为有限。原来老练的大策凌敦多布将主力屯于博克托岭山上,数量劣势的清军根本没有突袭机会,也不敢越过博克托岭攻打阿尔泰山更深处游牧的部众。傅尔丹无可奈何,下令移营到有水草处,借此引诱准军来攻,准备凭借火力和装备优势,打防御反击战。前锋统领定寿(dingšeo)、参赞大臣·副都统苏图(sutu)、觉罗海兰(gioro hailan)、副都统常禄(canglu)在东,塔尔岱、副都统马尔齐(marci)在西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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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当夜正好雨雹大作,准军便自各游牧地迅速集结,突击清军殿后部队。由于地形复杂,殿后部队和本军被分隔。准军快速冲出山谷,将定寿部2000人截断,塔尔岱部2000人前去驰援,也陷入混战当中。由双方随后陷入激烈的火器对轰来看,暴风雨很快便停止了。清军精锐的战斗力令人咋舌,区区4000人被分隔为数段,竟然还几次将准噶尔军队打得不利;当然,这一是出于困兽之斗,二是由于投入的资源确实远好于准军。最后,准方第一勇将小策凌敦多布率领100多具装骑兵奋勇杀入清军阵列,才将清军的誓死反扑压制。清军由于火器射程不及准军,弹药消耗极快,很快耗尽。到22日,断后的4000清军全部覆没。

  后来岳钟琪对于双方火器就发表看法说:对敌之际,我军若用子母炮击贼,而贼用此大鸟枪, 则击远更过于子母炮。况贼中之大鸟枪甚多,且行走便捷,是我子母炮击远轻便不及贼之大鸟枪。准军遂得以攻打在和通泊扎营的清军大营,此处地势相对平坦,准军得以更好展开利用兵力优势,但傅尔丹也建立了稳固营盘,照理正可以打预先计划的防御反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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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清军分作三营,满洲兵分一营,蒙古兵分一营,索伦兵分一营。康熙晚年,由于满洲八旗日渐腐朽,可战之兵减少,就已经开始抽调黑龙江的索伦兵来补充兵源。乾隆朝时彪悍的索伦兵已经成为清朝武力的依仗,但此时索伦兵对清廷尚未产生太多认同感,忠诚度较低,见敌众我寡,慌乱之下,待准军射程极远的赞巴拉克火枪纷纷向营内发射,就轰然崩溃。

  索伦兵的崩溃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次日察哈尔、土默特、喀喇沁等部蒙古兵也崩溃,归化城土默特副都统衮布(gumbu)、营总里查布(licab)率兵逃逸,后投降准噶尔,尽告清军虚实。25日,傅尔丹率残余的4000名满洲八旗兵列成步兵方阵突围,以火器及弓箭在阵中防护,与罗马人的龟甲阵颇为相似。清军虽然火器射程不如准军,但火力强悍,还拥有准军所没有的重炮(准部只有轻型和中型炮),因此准噶尔骑兵只能围着铁桶一般的清军缀而追之,这也印证了缺乏具装骑兵的轻装骑兵部队,很难冲破阵列有素的步兵方阵的道理。不过这种追击战也颇为激烈,鳌拜后裔——参赞大臣·公达福(dafu)断后战死。后来乾隆也感叹:虽年少者亦死战不退,是以尽忠者甚众。

  不过,步兵方阵对抗骑射部队时,箭矢弹药的消耗速度一般要超过对手。二十八日,清军抵哈尔哈纳(harhana)河时,箭矢、弹药全部耗尽,失去反射击能力,终于斗志崩溃,无法维持阵列,被迫丢弃行装,全力突围。傅尔丹把军队分成两队,登上山岭突出,傅尔丹一队损失惨重之后,于七月初一抵达科布多,另一队由副将军巴赛、查弼纳统率,在准噶尔兵追击下全队覆没。算上之前逃出的黑龙江索伦兵,仅有2000多人得以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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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通泊之役的惨败,昭示着康熙晚期制定的筑城进逼之策彻底化为泡影。所损失7000多人几乎都是精锐中的精锐(如果算上辅兵的损失,这一战实际损失上万),还有查弼纳、巴赛、达福、马尔萨、舒楞额等14位高级将领战死。准噶尔深入喀尔喀,切断驿站,四处抢掠,清军不敢出战,雍正在好几个地方编练新军,还派人修筑长城,防备准噶尔可能的入塞进攻。率2000满兵留守后方的费扬古之子参赞大臣陈泰心胆皆落,不敢救援,借口“我兵者,乃讨伐行走之兵也,不可去尔筑城处”,裹胁新到1000察哈尔兵逃往扎布堪。当然,事实上,以京旗、右卫、索伦兵以一当十的劲勇,尚且几乎全军覆没。陈泰若带着麾下兵去救,怕也只是徒然送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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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清一朝的历史上,往往有希望凭借兵员精锐、资源优势来以寡击众进行军事冒险的例子。衡阳之战中的尼堪是如此,和通泊之战中的傅尔丹也是如此。结果则是众所周知。在当时清王朝武力退化已经非常严重,和通泊之战可以说是令清朝损失了举国精锐之半。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清军精锐单兵战斗力确实出众,但因为往往缺乏优秀指挥官,所以军事冒险往往以惨败告终,只有集结优势兵力才能获得胜利。明初沐英不等朱元璋派出的援军赶到,便以3万步骑于定边之战击破麓川8万大军这种军事冒险成功,我们很难在清朝历史上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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